九游娱乐-巴拉多利德小胜，脱离降级区

　　因吴佩孚对日态度暧昧巴拉多利德小胜，脱离降级区，国民政府曾计划予以“制裁”。

　　吴佩孚（1874—1939）

　　近年来，网络上对北洋军阀巴拉多利德小胜，脱离降级区的评价日趋正面，其中直系领袖吴佩孚尤其为人推崇。在常见网文中，吴佩孚不仅被塑造为“不纳妾、不积金钱、不出洋、不走租界”的道德楷模，还是坚守气节、拒任伪职，以致被日本杀害的民族英雄。

　　其实呢，吴佩孚虽没有落水，但其屡次同日方交涉，意欲借侵略者力量东山再起，此种谋划实属晚节有亏。至于说日本人趁吴佩孚医治牙病将其暗害，也只是不足信的传言。

　　吴佩孚当年，确确实实拿过日伪的钱

　　1927年，在北伐军的追击下，吴佩孚被迫避居四川，依附杨森。吴表面过着隐居生活，实际在静待时机，谋划复出。1931年8月，兰州发生“雷马事变”，原国民军将领雷中田发动政变，扣押甘肃省代理主席马鸿宾，吴佩孚遂以调停名义进入甘肃，并委任天水等地官员为所谓“兴国军”的顾问、参议。在说服雷中田释放马鸿宾后，吴佩孚“认为解决了巴拉多利德小胜，脱离降级区他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为自己培植了力量”，遂公开组织川、甘等省代表，通电拥护自己为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①。蒋介石命杨虎城入甘平叛，使吴佩孚此次复出计划破产。

　　被驱离兰州后，吴佩孚投靠张学良，寓居北平。“关起门做大帅”的吴依旧在寻找复出的契机，维持着属下幕僚组织“八大处”。吴极讲究排场，每日花销很大。故早年未下台时，吴自己虽不受贿，却从不禁止夫人张佩兰收礼。但早年积下的这一大笔财产在吴入川时大都遗失了。此时吴在北平的花销主要由张学良供给。

　　张下野后，吴佩孚的经济来源断绝，陷入困顿。时值日本特务勾结吴的“秘书长”陈廷杰等人，希望吴出面联系旧部、奉军、土匪，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。此事被北平当局获知，参与者大多被捕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已经花出去的十几万经费（日方提供）中，有八万被张佩兰“补贴家用”。及至日本在华北扶植伪政权，伪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对吴关怀备至，“一年三节和吴的生日，都馈送5000元”；伪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，也请吴佩孚做“特高顾问”，每月车马费4000元②。简言之，吴当年确确实实拿过日伪的钱。

　　吴佩孚号称“儒将”，能舞文弄墨，这是他画的墨竹

　　对日军之拉拢，吴佩孚没有断然拒绝，而是一再商谈“出山”条件

　　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为建立一个“新的中国中央政府”，谋划“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，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”。这个所谓“第一流人物”，锁定为吴佩孚、唐绍仪、靳云鹏，其中，唐绍仪因被认为已露出通敌嫌疑，遭军统处决；靳云鹏一心向佛，坚决不出；吴佩孚遂成为日方经营的重点人物——不同于早已南下的段祺瑞，吴佩孚一直公开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仇敌，故“七七事变”后坚持滞留北平，仍称呼日本为“友邦”，“日以启导和平为事”。这也是日方对吴抱有很大期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1939年1月，王克敏、梁鸿志等伪政权首脑推吴为“绥靖委员长”，吴的表现是“既未表示拒绝，也没宣布接受，只是对来人客气了一番”。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吴佩孚抛开日方拟好的发言稿，说“我吴某人一生反对国民党，但此乃我中国人自己家中事，不容外人干涉，今请日人退出中国，将东北交还中国，我吴某人自会率军反蒋，与国民党作战也。”这番话虚虚实实，既可理解为吴佩孚故意刁难日方；也可理解为吴为自己的出山预留缓冲。中国舆论多倾向于前一种理解，日方则多有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者。如冈野增次郎认为：吴虽然“平生信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，但他素来以“天下第一位自居，不甘拜他人下风”，利用此种“富贵心及功利心”，是有希望拉他下水的③。

　　1924年，作为中国当时的风云人物，吴佩孚登上《时代周刊》封面

　　据国民政府当年所获取的情报，吴佩孚和日方迟迟无法谈拢，主要在于双方所求差异太大。吴同意“出山”，但要实权，他向土肥原提出五项条件：“（一）割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等九省为势力范围；（二）由吴练兵五十万；（三）枪械经费由日方供给；（四）签定中日防共协定；（五）日军退出上述九省”④。吴佩孚确实有借日方力量东山再起的想法，但日方想要的只是一个傀儡“元首”，不可能满足吴的要求。

　　此外，吴希望“中央政府”建立后，原有伪“临时”“维新”两政府宣告取消，而日本仅想让吴以开封、武汉为中心，统治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省，使之成为另一个地区性的傀儡政权。吴佩孚希望收容杂军、土匪，作为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，日方则要求这些武装成为“新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队”。因存在上述分歧，日方对“吴佩孚工作”一度日趋冷淡。

　　日方对吴佩孚渐失耐心之际，汪精卫自重庆出走。日方遂改推“汪吴合作”计划。吴佩孚和汪精卫书信往来多次，甚至有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之语，但由于利益分配问题，两人没能谈妥。在未来“新政权”中，吴佩孚“既欲掌管军事，又欲担任华北行政”，而汪精卫只想让吴负责军事；汪精卫要“还都”南京，建立伪“国民政府”，而吴佩孚则想留在北平另起炉灶⑤。合作不成，吴对汪的批评日多，最终没有参与汪伪政权。

　　综上，对于日军之拉拢，吴佩孚不是断然拒绝，而是一再商谈“出山”条件。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吴是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，但也等于给了日伪宣传利用的机会。日伪报刊当年曾大做吴佩孚“出山宣言”的报道，如《朝日新闻》等刊登消息，称“吴近日将赴开封，组织军队，讨伐蒋”等。这种舆论，对国人抗战信心的维系无疑是不利的。

　　国民政府劝吴脱离日军范围前往重庆，被吴拒绝；吴甚至向蒋介石建议“唱双簧”

　　因吴与日军及汪精卫不断接触，外界对吴的去向疑窦重重，很多人寄去警告信或登门劝说，提醒他不要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。在劝阻吴投敌过程中，“中统局”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　　日方启动“吴佩孚工作”的同时，中统北平站、天津站的地下人员也通过吴身边亲信，游说吴在必要时前往大后方重庆，以脱离日人包围。吴佩孚则要求重庆给予其某区“军司令长官”或华北数省军政长官一类职务。重庆回电，同意任命吴为“冀察热辽吉黑六省战区司令长官”或“冀鲁豫察战区司令长官”，指挥辖区内国军及游击队，但要求吴离开北平，到河北或洛阳任职。吴佩孚则要求留居北平，指挥沦陷区国军，向蒋介石表示“愿以军民拥护方式，出而与钧座刚柔相济，藉收和衷共济之效”。言下之意，吴竟是主张蒋在重庆主持战事，自己在北平主持和谈与日方周旋。蒋断然回信拒绝了吴的要求：“鬼域之中，岂容尔我合唱双簧乎？”⑥

　　如果说吴佩孚没有断然拒绝日军之拉拢，而是一再与其商谈“出山”条件，尚可被解释成是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（吴的开价过高而难被日方接受），那么，吴拒绝接受中统的劝告和帮助，拒绝离开北平脱离日军势力范围前往重庆；拒绝国民政府的任命前往河北、洛阳任职；乃至于向蒋介石提出“合唱双簧”的建议，则无不在在表示，其用心，实有诸多不可测之处。

　　当吴佩孚流露出无意归附重庆，且对“绥靖委员长”一职半推半就时，中统局长朱家骅一度下令：“如郑白（吴佩孚的化名）无可挽回，希即予严厉制裁”。所幸吴在记者发布会等公开场合，从未公开表示投敌，不然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唐绍仪（因被认为投日倾向已露而遭军统处决）。此后，中统继续对吴进行游说，如日本谋划“汪、吴合作”期间，朱家骅亲自给吴去信，称“先生明鉴古今，熟稔成败，对此等自误误国之徒，自必不屑瞻顾，尚愿力辟莠言，坚维古道，正人心于一旦，标大义于千秋”，提醒他切勿随汪下水。

　　目前所见史料，尚不足以确证吴乃是被日本人杀害

　　1939年12月，吴佩孚在北平去世。关于其死因，当时即有多种说法。重庆《中央日报》率先发布“遇害说”，称“吴佩孚将军之死，据各方调查，得悉吴并非因病致死，确系敌威胁利诱，迫其发表拥护新政权宣言，被吴拒绝，乘吴牙疾就医致死……临危并嘱其左右……至死勿为敌用，如得机会，可向政府及民众声述本人至死不降之经过……”随后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纷纷转载，使这一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此外，还有人说是重庆方面的特工人员为防吴佩孚投敌，而将其秘密处决。⑦

　　揆诸史料，重庆方面所持吴佩孚被日本杀害的说法，尚难确证。如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汪崇屏，即认为吴佩孚之死，乃是医治无效，而非遭人谋杀。1939年11月，吴牙齿上镶的金叶子出了毛病，遂找日本镶牙师伊藤过来处理，结果没有消毒。不久，吴又得了重感冒，吴夫人请以前曹锟的医生来开了几付中药，吴吃了后病情更加严重。这时吴佩孚家人已经开始准备后事，只在齐燮元的建议下，找日本医生石田一试，结果“一刀下去，吴就断气了”。汪崇屏当时很反对请日本医生，其理由是：“恐怕这样不是办法，他已经不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？让他安静地死去，不更好吗？”⑧。简言之，目前所见史料，尚不足以确证吴乃是被日本人杀害。

　　至于说重庆方面处决吴佩孚，亦属谣传。经查，在中统呈报的工作报告中，只说吴佩孚因牙疾而死。如果吴为中统或军统处决，其事肯定会上报侍从室，并为行动人员申请奖励。既然未上报相关内容，则可以排除吴被重庆方面所杀的可能。⑨

　　吴的“民族英雄”称号，乃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宣传需要所赋予

　　当时《中央日报》之所以报道吴佩孚死于日本人之手，主要是出于抗日宣传需要，想要树立一个同汪精卫对立的民族英雄形象。国民政府对吴佩孚这个曾经的“革命对象”，摒弃前嫌不吝赞美，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——蒋介石亲发唁电，说“先生托志《春秋》，精忠许国……虽暴敌肆其诱胁，群奸竭其簧鼓，迄复屹立如山，不移不屈……”国民政府追赠吴为陆军一级上将，明令褒扬。在重庆为吴佩孚举办的追悼大会上，蒋介石、何应钦、孔祥熙、陈立夫、于右任等党国政要，都亲往致祭，遗照两侧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。

　　同样出于宣传目的，日伪方面则塑造了一个心向“和平运动”的吴佩孚。伪“临时政府”首脑王克敏发表谈话，“缅怀故人，表示甚深之怆悼”，赠赙仪2万元。伪满总理张景惠及日本政要松冈洋右、土肥原贤二等都致电哀悼。日伪为吴佩孚在北平举行的葬礼规模宏大，仅抬棺的苦力即有80余名。日本的《大阪每日新闻》采访山东旅日华侨，称“正因为新政权成立日近，（吴将军）同汪先生一同活跃之日亦迫近，更加对其骤然离世感到遗憾不已，三千名在大阪的华侨亦感觉被疏离了”。以上种种，均旨在为“和平运动”造势。⑩

　　吴佩孚死后能同时得到敌对双方的极高礼遇，以及完全不同的评价，完全缘于他生前模棱两可的不可测立场。一方面，吴一直唱高调，要求日本退兵及恢复主权，但又拒不南下，以同国民政府共进退；另一方面，又同日方及汪精卫往来密切，而非坚守立场断然回绝所谓“和平”计划。如此，吴就成了中日双方皆可宣传利用的对象。中国在二战中成为战胜国，国民政府方面的肯定评价成为主流叙述，吴佩孚的历史形象遂被定格为“民族英雄”。

　　吴佩孚在北平的灵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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